“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”

1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------上面这张照片中的女士,名叫KatiMarton,中文译名为卡尔.马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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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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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”



上面这张照片中的女士,名叫Kati Marton,中文译名为卡尔.马顿。她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美国移民,是美国知名的作家和记者,曾经担任国际妇女健康联盟主席,保护记者委员会主任等等职位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回到匈牙利,回到她出生并度过童年岁月的布达佩斯,在尘封的档案馆里,找到了当年匈牙利秘密警察跟踪她们一家人的详细档案记录,她将这些档案编辑成一本书:《布达佩斯往事》,一段家族往事和匈牙利冷战历史就这样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
“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”



卡尔.马顿的父母,是著名的记者。两人都供职于美联社,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看到的关于匈牙利的新闻报告,有很多都是出自她父母之手。正因如此,她的父母被以间谍罪抓了起来,坐了几年牢,卡尔.马顿被政府安排的人员进行抚养。在此之前,秘密警察对这一家人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,在这家人的周围布满了告密者和眼线,连她的保姆,都是秘密警察的人。

保姆为秘密警察做事,将这家人在家中的一举一动上报,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卡尔.马顿有一次就见到保姆哭着对父母说:“如果我不为秘密警察办事,就不能在布达佩斯工作”。卡尔.马顿的父母表示理解。

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,身为苏联阵营的匈牙利,境内布满了直接归斯大林指挥的秘密警察,也就是现在俄罗斯克格勃的前身。

秘密警察在匈牙利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告密网络,有招募来的自愿告密者,也有被强迫的告密者,任何被秘密警察找上的人,总会在他们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下屈服。

卡尔.马顿当时还小,她并不清楚身处的布达佩斯是这个模样,她只记得,父母被秘密警察带走后,她有一年时间没见到母亲,两年时间没见到父亲。政府特意封锁了她的消息,让她的父母在狱中煎熬。直到她打开那些档案,才明白父母当时的处境。

当听到自己的案件将被无限期拖延审理下去的时候,父亲哭了,“当时他扑在小床上,忍不住抽泣”。这位曾经在英勇抗击过纳粹的媒体人,此时已经频临崩溃。

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卡尔.马顿吃了一惊,因为她从没有见过父亲哭泣,她会让想起父亲生前和她讨论一首钢琴曲,父亲评价说:“对我来说,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”,卡尔.马顿心里纳闷:“从不哭泣的父亲怎么知道”?直到看到了这些档案,卡尔.马顿才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义。

像父母这样被监视、抓捕的人,在当时的匈牙利有很多。1948年,匈牙利有65名正式的外国记者,由于逮捕、潜逃、恐吓,到1953年仅存3名。

在匈牙利和苏联政府看来,这些吃饱了没事乱写东西的人,都该死。在强权之下,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仿佛置身无尽的黑暗,直到1956年。


“我的保姆,监视着我们一家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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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

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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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,匈牙利人民想起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裴多芬。就是那位写下了著名的“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的诗人。

许多人借着对裴多菲的纪念活动走上了街头,在高唱着裴多菲的诗句之后,人们推倒了广场上斯大林的雕像。




紧接着,秘密警察出动了,激烈的对抗之中,本来和平的游行活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动。上百名群众被射杀,许多警察也被抢夺了武器,警车被推翻,警察局被占领,拿起武器的人们失去了理智,不仅射杀警察,还射杀来了许多的无辜者,死伤进一步加大。

眼看着局面控制不住,苏联军方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街头,很快,暴动被镇压了下去,为了平息风波,当局将很多“异见人士”释放,其中就有卡尔.马顿的父母。

卡尔.马顿的父亲在权衡了利弊之后,决定带着全家移民美国。因为这场风波,使得一段时间内当局的管控力度放松,许多人趁机拿到了移民签证,一走了之。

卡尔.马顿的父亲,曾是一名勇敢的新闻记者,在纳粹时期,他依然用自己的报道与之抗争,为国家民族的希望而奋不顾身,然而,经历了几年的被监视和牢狱之灾后,他变了,变得“自私”了。

他知道,他的祖国匈牙利,只是暂时平息了一场动乱,要求苏联不要干涉的民意被打压下去,秘密警察依然控制着民众的言行举止,或许不久之后,一场真正的大变革即将来临,但现在,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,都是那样前途未卜。

他顾不上什么新闻记者的理想,不再问国家民族的前途。他两年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,他曾以为家人也被抓起来了,小女儿无人照看在外流浪,他曾经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年,如今,家人再度团聚,他不想再冒险。

于是,他和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,选择了去美国。

“在美国,没有人再监视我们,我们将于告密者彻底说再见”,他说,但他没有想到的是,即使是去了美国,很长一段时间内,依然无法摆脱监视和告密。

3

在美国

我们收到了“间谍”邀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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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尔.马顿一家人到美国后,在马里兰州安顿了下来,但麻烦也随之而来。

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处在冷战之中,两大阵营互派间谍刺探对方情报。身为匈牙利的知名记者,突然间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,这不得不引起美国安全部门的警觉。

卡尔.马顿一家人一度被美国安全部门怀疑是苏联派来的间谍,对他们一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。

就在此时,匈牙利当局也没有忘记他们,秘密派人前往与卡尔.马顿的父亲接触,希望他可以在美国提供情报,也就是邀请他成为间谍。

本以为移民到美国后,一个新的环境里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,没想到却一边被监视,一边被不断邀请成为间谍。在他们去到美国的头几年,就处在这样“两面受敌”的情况之中。

几年之后,匈牙利方面在碰壁多次之后,终于自觉无趣,没有再来找过他们,而美国方面也经过几年的监视观察,排除了这家人是苏联间谍的嫌疑,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

在卡尔.马顿离开布达佩斯的32年之后,曾经在东欧各国之间编织着告密铁网的苏联,终于日薄西山,彻底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掌控,秘密警察被解散,档案被封存,人们重新开始生活,之前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都心照布宣,再也不提起这段往事,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。

直到卡尔.马顿成为记者之后,重返故乡布达佩斯,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些监视档案,她就像看童年回忆录一样津津有味地阅读着,详实的记录使她回忆起那些遗落的童年:

监视记录,1954年8月27日:上午10点5分,(马尔顿)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(我记住是他最喜欢的泡泡棉)和他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(牌照CA894),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,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,与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。到了里面,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。10分钟后,携带学校用品和小女孩,离开商店。11点43分,马尔顿开车去捷巴德,找到一张桌子后,叫了冰淇淋,三人边吃边聊。中午12点20分,马尔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,步行回到车上。他们开车去瓦茨街7号,走进一家玩具店。12点30分,牵着女儿们的手,马尔顿离开商店。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,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。13点20分,马尔顿和他的小女孩开车去杜那旅馆。他们坐在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,我们继续监视。


对于一个人的监视,有着如此事无巨细的记录,这让卡尔.马顿感到不寒而栗。这还只是一家人外出时被监视的情况,回到家中,还有一位充当告密者的保姆。

这样的社会,没有人值得相信,你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。到处都是监视你的眼睛,除了你没有说出的思想,你的谈话、写作、聚会、演讲、授课都被秘密警察记录,随时调取,检查你是否为危险分子。

秘密成为了权力最恐怖的手段,在这样的风气下,人人自危。

人们变得焦虑、脆弱、冷漠,成为了一颗颗孤立的原子,相互猜忌,内斗消耗。在强权面前,人们卑躬屈膝,不敢表达真实的意见,有时甚至为了得到强权的青睐,争着去告密揭发。

所以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,有20万匈牙利人舍弃家园逃出去。谁又愿意活在监控之中,谁又愿意时刻胆战心惊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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